時間：2009-09-23 來源： 作者： 我要糾錯
在與精神病人的接觸中，皮內爾深信，精神疾患的發生是患者受到社會和心理的過分壓力的結果。于是他考慮，應該設法使這些可憐的人擺脫鎖鏈的束縛。
這正是“恐怖時期”的最高潮。大革命中負責人犯和醫院方面的三執政之一喬治·庫東(George Couthon)是以嚴厲聞名的，他堅決主張處死國王路易十六，在國民公會中猛烈抨擊溫和的吉倫特派的議員。發表演說時，他要求殺絕共和國的一切敵人。皮內爾不顧個人安危，勇敢地去面見庫東，說要對治療精神病人作一項實驗，因為如果實驗失敗，是很容易被看成一項政治陰謀的，這就可能威脅到皮內爾自己的生命。庫東跟著皮內爾到了精神病人所呆的牢房，看到其中不少已經被鎖了三四十年的瘋子之后，庫東不無驚異地問皮內爾：“公民，你尋求解放這些牲畜該不是瘋了吧?”皮內爾鎮靜地回答說：“公民，我確信這些人之所以難以駕馭，是因為他們被剝奪了呼吸新鮮空氣和享受自由的權利。”“那好，對于他們，你喜歡怎么辦就怎么辦吧，”庫東答應了，但他隨即警告說：“不過我擔心你可能成為你自己所提出的假設的犧牲品。”命運幫了皮內爾的忙，使他將治病與政治分離開來。
一七九三年，皮內爾先是在比塞特謹慎地挑選了一些他相信能夠對自己的行為負責的精神病人進行心理治療的實驗，取得了戲劇性的成功。于是，大部分病人都予以釋放。另一些病人在治療中有足夠的改善，也給解除了鐐銬，獲得了自由。還有一些病人，特別是具有攻擊性的瘋癲病人，雖然還得監禁控制，也盡可能給以人道的對待。在這一工作中，皮內爾為自己與精神病人的感情交流而感到極大的愉快。他深深感受到，“我在其他地方都看不到有誰會比大多數有幸處于康復階段的精神病人更值得令人愛，更加溫和，更充滿情感和更忠于職守”。
皮內爾在比塞特的成功，使他有信心在薩爾佩特里埃也以同樣的方式處理那些病人。他又收集整理和出版自己這種治療的資料并介紹給自己教授的學生。
皮內爾最著名的學生讓·埃丁涅·多米尼克·埃斯基洛(Jean－Etienne－Dominique Esquirol,1772—1840)親眼目睹過好多這類“總醫院”、收容院、教養院，對精神病人的遭遇也深表同情。深受震驚的埃斯基洛滿懷激情地這樣寫道：“……那些不幸的人們手銬腳鐐地與犯人一起被禁閉在地牢里，這是多么可怕的情景啊!這些緘默的精神病人比犯人所受的待遇更壞。”埃斯基洛根據自己直接的觀察，堅持與他老師一樣的看法，即認為精神病是由社會和心理壓力造成的，他還注意環境對精神病的治療的重要性。埃斯基洛相信，收容所本身應是一個“治療機構”，收容所里的一切活動，連同它的活動背景，例如院所建筑和一切場地都應有利于疾病的治療。埃斯基洛在一八二六年繼承皮內爾擔任薩爾佩特里埃醫院的主任醫師后，進一步發展了皮內爾的診斷和治療技術，確立了新的精神病理概念系統，他在努力使精神病人得到人道主義治療的總的歷史進程中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在皮內爾的開拓工作之后，除了埃斯基洛之外，還應提到美國費拉德爾費亞的本杰明·拉什，德國柏林的克里斯蒂安·雷伊，英國教友會教徒威廉·圖克，特別是美國的多蘿西婭·琳德·迪克斯，在為精神病人獲得人道待遇，在對待精神病人從冷酷到仁愛的歷史進程中，冒著巨大的風險，作出了杰出的貢獻，我們不應該忘記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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